裴敏欣：拉拢中国的官员子女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在道德上并不等同于美国式的裙带关系。这两种行为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在美国，裙带关系很难掩饰，公众监督会对遏制其最明目张胆的泛滥有所帮助。而中国腐败泛滥，官员子女的行为不受约束，并不为人所知
加州克莱尔蒙特——
中国的官员子女，那些在、就业和商务方面享尽特权的人，正前所未有地经受着外界审视的目光。
国外的中国官员子女也同样感到了压力。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正在调查摩根大通在香港聘用、并且显然提供了丰厚承销业务的官员子女。
虽然最近的丑闻才让中国官员子女进入到媒体耀眼的聚光灯下，但他们一直是西方企业炙手可热的目标。这些企业希望利用其关系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业务。进行过此类雇佣的金融机构名单与银行界名人录如出一辙。
当然，现在就断言摩根大通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并由此获得股票承销业务还为时尚早。但此案却折射出更为广泛的趋势：西方著名的机构和企业为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求得狭隘利益而拉拢中国官员子女。
招收官员子女的不光彩竞争最早始于全球最的高校。因为中国没有能与常青藤、牛津和剑桥相媲美的大学，中国高官更愿意将子女送到那里就读。
鉴于上述具有高度选择性的院校招生缺乏透明度（录取率通常低至8%左右），因此很难分辨中国官员子女被录取是因为自身还是家庭背景。但值得一提的是最负盛名的博士课程中都没有中国官员子女的身影，因为招生决策由教授而不是管理人员做出。同样，只有真正天才才能生存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也没有中国官员子女。
事实上，单凭现在就读于常青藤大学的含中国官员子女数量就足以证明家庭关系有多重要。简言之，西方精英高校把中国当作筹资和网络建设的顶级市场，并将官员子女视为有价值的。培养和中国政治精英的关系有利可图，而中国官员子女为其打开大门提供了帮助。
但是精英大学和商学院对中国官员子女的优惠待遇具有真实的社会成本，因为这些的招生是一场零和游戏。招收一个素质较差的官员子女就意味着有一位素质更高的申请者被拒。
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公平可以自我延续。西方银行和跨国公司可以凭借中国官员子女的精英学历雇佣他们，即便真正的原因是希望工资单上的官员子女能帮助公司在中国呼风唤雨。
这种做法的辩护者认为官员子女大多具有高素质并受过良好。当然有些人确实如此，但也有很多人不是。辩护者还声称裙带关系的存在相当普遍，比如美国政界和商界领袖的子女也有很多毕业于常青藤大学并获得了令人艳羡的私营部门工作。
但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在道德上并不等同于美国式的裙带关系。这两种行为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裙带关系很难掩饰，公众监督会对遏制其最明目张胆的泛滥有所帮助。民主进程，是自由媒体所起到的作用，限制了政府官员子女的权力寻租。
相反，中国腐败现象泛滥，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官员子女的行为不受约束——并且通常不为人所知。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兼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驻高级研究员
裴敏欣：拉拢中国的官员子女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在道德上并不等同于美国式的裙带关系。这两种行为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完全不同。在美国，裙带关系很难掩饰，公众监督会对遏制其最明目张胆的泛滥有所帮助。而中国腐败泛滥，官员子女的行为不受约束，并不为人所知
加州克莱尔蒙特——
中国的官员子女，那些在、就业和商务方面享尽特权的人，正前所未有地经受着外界审视的目光。
国外的中国官员子女也同样感到了压力。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正在调查摩根大通在香港聘用、并且显然提供了丰厚承销业务的官员子女。
虽然最近的丑闻才让中国官员子女进入到媒体耀眼的聚光灯下，但他们一直是西方企业炙手可热的目标。这些企业希望利用其关系获得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业务。进行过此类雇佣的金融机构名单与银行界名人录如出一辙。
当然，现在就断言摩根大通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并由此获得股票承销业务还为时尚早。但此案却折射出更为广泛的趋势：西方著名的机构和企业为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求得狭隘利益而拉拢中国官员子女。
招收官员子女的不光彩竞争最早始于全球最的高校。因为中国没有能与常青藤、牛津和剑桥相媲美的大学，中国高官更愿意将子女送到那里就读。
鉴于上述具有高度选择性的院校招生缺乏透明度（录取率通常低至8%左右），因此很难分辨中国官员子女被录取是因为自身还是家庭背景。但值得一提的是最负盛名的博士课程中都没有中国官员子女的身影，因为招生决策由教授而不是管理人员做出。同样，只有真正天才才能生存的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也没有中国官员子女。
事实上，单凭现在就读于常青藤大学的含中国官员子女数量就足以证明家庭关系有多重要。简言之，西方精英高校把中国当作筹资和网络建设的顶级市场，并将官员子女视为有价值的。培养和中国政治精英的关系有利可图，而中国官员子女为其打开大门提供了帮助。
但是精英大学和商学院对中国官员子女的优惠待遇具有真实的社会成本，因为这些的招生是一场零和游戏。招收一个素质较差的官员子女就意味着有一位素质更高的申请者被拒。
更糟糕的是这种不公平可以自我延续。西方银行和跨国公司可以凭借中国官员子女的精英学历雇佣他们，即便真正的原因是希望工资单上的官员子女能帮助公司在中国呼风唤雨。
这种做法的辩护者认为官员子女大多具有高素质并受过良好。当然有些人确实如此，但也有很多人不是。辩护者还声称裙带关系的存在相当普遍，比如美国政界和商界领袖的子女也有很多毕业于常青藤大学并获得了令人艳羡的私营部门工作。
但雇佣中国官员子女在道德上并不等同于美国式的裙带关系。这两种行为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在美国，裙带关系很难掩饰，公众监督会对遏制其最明目张胆的泛滥有所帮助。民主进程，是自由媒体所起到的作用，限制了政府官员子女的权力寻租。
相反，中国腐败现象泛滥，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官员子女的行为不受约束——并且通常不为人所知。
裴敏欣，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兼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驻高级研究员